主持人 尼古拉·安根： 大家好，我是挪威南方财富基金首席执行官尼古拉·安根。今天非常荣幸能与大卫·斯皮格尔哈尔特爵士对话。坦率地说，他不仅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统计学家之一，也是我见过的最佳风险沟通者。他撰写了大量优秀著作，尤其擅长将统计学这个对大多数人来说有些晦涩的领域，变得通俗易懂。非常感谢您的参与。
您从事风险研究多年，从人类心理学中，您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是什么？
大卫·斯皮格尔哈尔特： 首先，我必须声明我不是心理学家，而是一名统计学家，但我尽力向合作过的心理学家学习，观察人们如何应对风险与不确定性。我认为，“不确定性”是一个比“风险”更广泛的概念，它涵盖了所有与未来、甚至当前和过去未知事件相关的一切。事物通常有正反两面，因此可以视作风险。
我的体会是，人们必须与不确定性共存。当你直接问人们时，他们会说“哦，我不喜欢不确定性”，但有些人实际上是喜欢的，他们比其他人更勇敢。当我们追问一些具体问题时，这一点就更明显了。比如：“你想提前知道圣诞礼物是什么吗？”“你想提前知道一场已经录好比赛的结果吗？”或者“你会直接跳到电视剧的最后一集，看看结局吗？”我甚至问过：“如果我可以告诉你，你想知道自己将在何时死亡吗？”几乎所有人都回答“不”。
虽然有些人极度厌恶不确定性，但大多数人已经意识到，生活离不开不确定性。想象一下，一个没有任何不确定性和风险的生活，那将是多么可怕。当然，确实存在一些非常谨慎的人，他们希望一切都能按计划进行，掌控所有意外情况，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。
当我与观众交流时，我首先提到的就是，我们不仅要面对已知的不确定性，更要面对那些“未知的未知”——我们甚至无法列举出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。我们必须应对这片未知的迷雾，这正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。
主持人： 我很想了解人们的个人应对策略，这与“大五人格”有何关联？比如，内向的人是否更少冒险？
大卫·斯皮格尔哈尔特： 我没有亲自研究过这一点，但肯定有学者研究过风险偏好和风险规避。他们发现，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“风险”性格特征，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它不属于大五人格。
例如，我认识一些在身体上看似鲁莽的人，他们对待自己的身体很大胆，但在金钱上却极其谨慎。另一些人可能在社交上非常大胆，勇于承担换工作、换朋友、进入新环境的风险，但对自己的身体健康却非常小心。所以，不存在一个可以衡量所有人的单一风险量表，它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。
主持人： 为什么人们如此害怕未知？
大卫·斯皮格尔哈尔特： 如果我是进化生物学家，我可能会说，我们天生对已知风险更熟悉，而对未知感到恐惧。这一点几千年前就已为人所知，比如所谓的“埃尔斯伯格悖论”——如果你无法明确风险的大小，人们会更不愿意接触它。在学术上，这被称为“对风险不确定性的厌恶”。
我认为这种态度是完全合理的。因为如果你不了解各种可能性以及它们发生的大致概率，一种更深层的谨慎态度就会出现，人们会开始真正规避风险，以防范重大损失。这种情况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看到。
主持人： 什么样的习惯能帮助我们更理性地解读风险？
大卫·斯皮格尔哈尔特： 首先，我不太喜欢用“理性”这个词。在我的书中，我几乎从不使用它。理论上，我们可以理性地分析和分解风险，但在现实生活中，我认为这很荒谬。我教了几十年决策理论，知道应该如何正确应用它，但实际上根本做不到。
因为决策理论要求你列出所有可能性、所有选项，并评估每种结果的概率及其对你的重要性，然后根据经济学原理最大化预期收益。这在现实中行不通，第一步就失败了——你甚至无法列出所有可能发生的事，更不用说量化所有因素了。 所以我认为没有人能做到真正的“理性”。
不过，我们可以尝试以一种“合理”的方式来应对。首先，要尽可能发挥想象力，敞开心扉，努力构想可能的未来，包括一些极端情景。这需要多元化的信息输入。我自己毫无想象力，所以如果我为社会做重要决策，我希望顾问团队能有真正的多元化背景。
我最喜欢的例子是巴拉克·奥巴马。当他决定是否派遣海豹突击队去阿伯塔巴德抓捕本·拉登时，他有一个非常多元化且互不沟通的顾问团队。有些人扮演“红队”，非常悲观，认为本·拉登在那里的可能性只有30%-40%；另一些人则非常积极，认为可能性高达80%-90%。他必须整合所有这些信息，承担最终责任。
因此，第一步是承认没有唯一的正确答案，必须有多元化的意见。其次，要结合分析方法。我热爱数学和统计，喜欢深入剖析不确定性，分析数据，构建模型。这很棒，但还不够。它从不告诉你该怎么做，你还需要判断力。最终，决策是分析与直觉的结合。
主持人： 您最初从事医学统计，这是如何开始的？
大卫·斯皮格尔哈尔特： 这很自然，只是因为当时有一份好工作。1978年，我大学毕业后在美国教了一年书，然后回国。当时正值医学人工智能的热潮，被称为“计算机辅助诊断和预后”。我们构建统计模型，对胃部不适的患者进行计算机访谈等。这些想法在当时非常现代，尽管技术很糟糕。
整个80年代，我都在研究人工智能中的不确定性问题。我们当时以为已经解决了它，但事实证明我们错得离谱。这至今仍是一个重大课题。如今的机器学习技术远超想象，令人惊叹，但它们在处理不确定性方面仍然存在困难。
主持人： 您在医疗领域见过哪些最离奇的数据？
大卫·斯皮格尔哈尔特： 我参与过英国四项重大的医疗丑闻调查，这也是我逐渐获得公众关注的原因。其中一个案例是，某个心脏手术中心有三十多名婴儿死亡，远超预期数量。
第二个当然是哈罗德·希普曼（Harold Shipman）事件，他是一名连环杀手，在二十年间谋杀了至少二百五十名，甚至可能多达四百名患者。他被抓获后，我们被请来分析，是否有可能更早发现他。结论是：完全可以。如果当时有人在查看数据，他本应在几年后就被发现，因为他的诊所里有大量的超额死亡。但当时没有人查看数据。
现在情况有所改善，但进展缓慢。我们为希普曼案开发的方法，将工业质量控制的理念应用于医疗结果，后来被用于英国儿科重症监护的监测系统，以实现早期问题检测。
主持人： 您现在是公共领域的统计学家。为什么人们需要掌握这个领域的知识？人们常犯的重大错误是什么？
大卫·斯皮格尔哈尔特： 我们只需看看美国等地方的情况，当高层讨论不基于证据和数据，只基于个人言论时，会发生什么。比如特朗普，他的一些言论和行为，无论是关于疫苗（疫苗安全有效，其实是有误导性的）还是设置关税，似乎都缺乏严谨的证据支持，这让我这个统计迷深感困扰。
我不想告诉别人该做什么，也不想规定什么是正确的政策。我只想说：请尊重我们已有的证据。这不仅是政客的问题，社交媒体上也充斥着阴谋论和对优质证据的有意或无意的曲解。人们喜欢数据，认为它们是冰冷客观的事实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数据常常被误读、夸大和片面引用（cherry-picked）。算法会放大这些看起来惊人但实际上错误的断言，一旦传播开来，就很难纠正。
因此，我作为英国统计局的委员，一直努力在官方统计数据的传播中，提前预判人们可能产生的误解，并主动说明“这些数据意味着什么，但不意味着什么”，以此来引导公众的理解。
主持人： 我们从新冠疫情中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是什么？
大卫·斯皮格尔哈尔特： 数据的重要性。对统计学家来说，那真是一个黄金时代。我当时夜以继日地分析和沟通数据。媒体和公众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，他们真正想要的是对数据进行不偏不倚的解读。我发现，只是单纯地解释数据，而不发表“应该怎么做”的意见，反而让我非常受欢迎。
主持人： 您在书中谈到危机沟通的五项原则。能分享一下吗？
大卫·斯皮格尔哈尔特： 这些原则源自英国食品标准局前负责人约翰·克雷布斯，他在处理疯牛病等一系列危机后总结出来的。
- 清楚说明我们已知的内容。
- 立即承认未知和不确定的部分。
- 说明我们正在采取哪些措施来学习和发现更多信息（例如，正在收集数据、进行实验）。
- 告诉人们在等待期间可以做什么（例如，提供临时的建议和指导，让他们获得自我效能感）。
-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：承诺我们会随着新发现的出现而更新建议。 这强调了当前观点的“临时性”。
这种方法极具可信度，因为它真实。然而，让政客做到这一点几乎是不可能的。
主持人： 为什么对政客来说这么难？
大卫·斯皮格尔哈尔特： 他们认为必须表现出绝对的自信，否则没人会相信他们。但我们的研究，包括一些随机试验，有力地表明这完全是谬论。当你处于权威地位，并承认一定的不确定性时，反而会更受信任，尤其是那些最初持怀疑态度的人。因为你终于承认了他们所担忧的问题。常见的政治沟通方式，那种“强行灌输信息”的做法，实际上正在削弱他们试图接触的最不信任群体的信任。
主持人： 我们从新冠疫情中没有学到什么？
大卫·斯皮格尔哈尔特： 我们没有学到足够的灵活性。例如，大约在疫情开始一个月后，科学界就已经知道洗手和消毒物体表面并非防疫重点，通风和新鲜空气才是关键。但官方的宣传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都没有改变。我们需要学会敏捷，通过承认不确定性来带领民众，并在必要时改变方向。
一个正面的例子是，当阿斯利康疫苗被发现可能引发年轻人严重的血栓时，英国的副首席医疗官乔纳森·范·坦姆向公众详细解释了证据的变化，展示了数据图表，说明了为什么政策需要根据年龄进行调整。他尊重观众的智力，坦诚地沟通，公众也因此接受了政策的“调整”，而不是指责其为“U型转弯”。这表明，由懂行的科学家直接进行沟通，效果会非常好。
主持人： 在一个被数据淹没的世界里，如何区分信号与噪声？
大卫·斯皮格尔哈尔特： 这就是统计学家一生的工作。传统的统计学方法，比如回归分析，通过理解变异的来源来区分哪些是可预测的“信号”，哪些是不可避免的“噪声”。
这与许多机器学习的“黑箱”方法不同。黑箱模型可以直接输入数据并输出预测，但人们往往难以解释其得出结论的原因。而传统的统计方法虽然可能更基础，但能让你更清晰地解释哪些因素是重要的，从而生成更易理解的结论。
主持人： 在您看来，您自己的核心理念和希望留下的“遗产”是什么？
大卫·斯皮格尔哈尔特： 我想应该是关于“可信证据的传播”。我做过很多技术性工作，也因此获得了很多引用，这很棒。但最终，我真正痴迷的是建立一种可信的证据沟通方式。这种沟通不是告诉人们该怎么做，而是为他们提供可靠的信息基础。如果我们不这样做，就只能依赖丹尼尔·卡尼曼所说的“快思考”，即依赖直觉和情绪来处理一切，那将是一场灾难。
主持人： 对于年轻人，从统计学的视角，您有什么人生建议？
大卫·斯皮格尔哈尔特： 我们必须直面不确定性，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。在我看来，无论是对企业还是对个人，最重要的品质是“韧性”（Resilience）。韧性是我们在面对深层不确定性——那些我们甚至无法预料的事件时，所需要的核心能力。它能让我们应对、学习，并从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中获益，无论是好是坏。
所以我对年轻人的建议是：走出去冒险，但不要鲁莽。要防范那些真正重大的风险，但要敢于尝试。正是在承担风险和应对不确定的过程中，你才能培养出韧性。
主持人： 大卫，这次播客比我预期的还要精彩。非常感谢您为社会所做的一切，感谢您提升了统计学的知识普及，并作为一位如此优秀的沟通者。
大卫·斯皮格尔哈尔特： 非常感谢。这次谈话的很多内容也超出了我的舒适区，所以我自己也承担了一些风险。非常感谢你。
